人文历史 - 读钥

毛泽东如何挑起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

邓蓉回忆:毛泽东如何挑起文革风暴

本文摘自:我的父亲邓小平 作者:邓蓉 出版社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:2013年1月

1966年5月1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,即《五一六通知》。以此为标志,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。

“文革”的爆发,并不偶然,它是党内“左”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。

建国以后,经过七年多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,在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影响下,我们党内开始滋长一种集胜利、自信与头脑发热并存的喜悦与骄傲。对现实和成就的过高估计,对及早进入共产主义的急切,使得不切实际的想法滋生膨胀,违反经济规律的冒进措施大行其道。经过几次反复,“左”的理论逐步升级,最后终于在党内占了上风。

与此同时,在党内民主日益削弱的基础上,个人崇拜和专断发展,党内生活已不正常。对国际国内形势,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,使此时已树立绝对权威的毛泽东,对不同意见日渐不满和不容,开始在政策上和组织上,并最终下决心在人事上,采取非常举措,排除一切阻力和障碍,以确保他认定正确的革命路线畅通无阻,顺利进行。

1966年的开年,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。一样的三九严寒,一样的北风凛冽。冬日的阳光照耀大地,给万物带来生机和活力。

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,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努力,经济形势大大好转,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带来的巨大困难得到克服。人们心中那沉重的负担已经减轻,紧锁的眉头也开始舒解。党中央正在放眼未来,开会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。虽然还是食有定量,物资不足,毕竟人们已可以基本吃饱肚子,可以以较为轻松的心情生活和工作。人们以善良的心,期盼着在新的一年里,日子过得更平静,生活过得更有意义,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。

但是,事物的发展,常常超出人们的预料,更常常有悖于人们善良和单纯的愿望。

人们没有注意到,在上一年——也就是1965年年末,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件。

11月10日,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。文章批判了撰写戏剧《海瑞罢官》的历史学家吴晗,并借此批判所谓彭德怀的“翻案风”。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和张春桥秘密策划,姚文元执笔写成的。

1965年2月,江青到上海,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支持下,与张春桥共同策划,由姚文元捉刀写成上述批判文章。文章报经毛泽东前后三遍审阅,而后批准发表。这篇文章具有极强的政治批判目的,对未来“文革”运动的爆发产生了重大影响。该文章的策划出笼,经过了一个长期而又缜密的过程,并且是在对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。

这篇批判文章于上海发表后,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因不明就里,并未引起太大注意。对于该文,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态度。父亲作为总书记,对批判吴晗很不赞同,当彭真对他说吴晗心理有负担时,他说:“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,没什么错误嘛。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,对别人一知半解,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,好自己出名,我最看不起这种人。你告诉教授,没有什么了不起,我们照样打牌嘛。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,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,会堵塞言路。”父亲照常和吴晗打桥牌,并对吴晗说:“教授,别这么长吁短叹,凡事都要乐观。怕什么,天还能掉下来吗?我今年六十一岁了,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,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。我的经验无非两条,第一不怕,第二乐观,向远看,向前看,一切都好办了。有我们给你往前顶,你可以放心了吧!”父亲不赞成这种批判,他劝慰吴晗,想保吴晗,却没料到,事态的发展很快脱离了正常轨道。中央书记处在了解到姚文元文章发表的背景后,不得已让北京各报进行了转载。表面上看来,这只是一件不经意的事情,但是,却正是这件事情,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,并进而演变成为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导火线。

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,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,“罪名”是“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”。杨家与我们家一向交往甚密,当毛泽东作出处理杨尚昆的决定时,父亲却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。后来在被迫“检讨”时,父亲曾说过,他曾长期不认识这是一种“特务”行为,作为总书记,他对此事处理得“既不及时,又不认真”。这个“检讨”,说明了他对批判杨尚昆的不赞成和不以为然。杨尚昆从中央降调广东工作,父母亲还专门安排他在北京上学的女儿妞妞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。

如果说,批判杨尚昆还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的话,那么,在此以后发生的事情,意义就不同寻常了。

是年12月,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主持军队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,诬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有篡军企图。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诬告,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,对罗瑞卿进行背对背的揭发和批判。

据我的母亲回忆,那次在上海,会议的气氛非常而又紧张,所有与会者均没有了往日的和谐与谈笑,会议文件连秘书都不能看。母亲觉得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,但不敢问。父亲也是什么都不说,整日沉着脸,少有的严肃。12月10日,中央用专机把罗瑞卿夫妇接到上海后,毛泽东派周恩来和邓小平找罗瑞卿谈话。那天,父亲叫母亲,说:“今天我们去看罗瑞卿。你也去,看看郝治平,劝劝她。”在汽车上,母亲看见父亲和周恩来都沉着脸不说话,她虽不明就里,但心中甚感紧张。到了罗瑞卿被隔离的地方,周恩来、邓小平与罗瑞卿在楼下谈话,母亲与郝治平上楼。母亲对郝治平只说了一句:“你放宽心些。”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来。后来批邓时,造反派曾抓住此事,说邓小平包庇罗瑞卿,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。

父亲说过,他对林彪向无好感,因此,对林彪的恶意诬陷根本就不相信。对于批判罗瑞卿,父亲是消极和抵触的。后来在“文革”中“检讨”此事时,他说:“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”,坦言“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”。此后军队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时,毛泽东指定邓小平等主持会议。父亲的态度仍然消极。他后来说:“我是被指定为主持者之一,但我在开始后即到西北三线去考察了,而交由彭真一人去主持,这也表明我对这个斗争是不积极、不热情的。”批判罗瑞卿,是林彪一手制造的。父亲对林彪的这一恶行,反感而厌恶。他同情罗瑞卿,却又无回天之力,到外地视察工作,是他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回避方式。

批杨批罗,已使党内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感到震惊和不解。但此时,他们还不知道,一场更大的更具灾难性的批判,已在酝酿和准备了,而且事发之紧之急,让人不容思索也不容回避。

1966年一开年,一系列事情、事件,目不暇接地连续发生了。

1月,林彪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,大讲“突出政治”,为觊觎权力做理论准备。

2月,江青在林彪支持下,于上海召开“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”。3月,该座谈会《纪要》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发全国,为借用军队力量进行“文化大革命”奠定了基础。

3月,罗瑞卿被撤销职务,后被投入监狱。

同月,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,三十余万人受灾。

同月,毛泽东多次同康生、江青等人谈话,说如果中央机关做坏事,就要号召地方造反。并说,要支持左派,建立队伍,进行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看,恐怕任何一个人,仅从以上这一简单的时间表,就可以充分地感觉到那已经十分浓烈的火药味道。可是,在当时,绝大多数党内领导干部,却都还没有从中品味出暴雨欲来前那满天狂风的气息。就是对一些事情不甚赞同或心存疑虑,也绝对想象不出今后事态的发展,竟然会演进到那样一种疯狂、混乱而最终无法控制的局面。

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,与当时几乎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一样,对于此前发生的一些事件,虽有不同意见和看法,却没有引起更高的警觉,而对于今后将要面对的局面,更没有做好足以应付的思想准备。

4月8日,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。其时,邓小平与李富春、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正在西北视察工作,一路之上,他们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。接到电话,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后,邓小平才知道,彭真又出问题了。

事情的起因,是彭真不同意上海《文汇报》姚文元等人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性批判。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,又是北京市副市长,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,当然要查问,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北京打招呼。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等背着中央,到上海向毛泽东恶意告状,说这是“查到主席头上了”,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怒气,决定批判彭真。

4月9日到12日,中央书记处在北京接连几天开会。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对彭真的批评,说彭主持所拟《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》(二月提纲)混淆阶级界限,不分是非,是错误的。陆定一主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“阎王殿”,并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(指吴晗)。

当时,谁也没有想到,毛泽东的怒气远远不止于此。4月16日到22日,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,对彭真所谓的“反党罪行”进行了批判。

批判罗瑞卿,父亲不能接受。批判彭真,父亲同样不能接受。父亲与彭、罗不但在工作上相处甚密,私交亦很好。对于批判他们,父亲从内心里到行动上,都是相当抵制的。但是,这次的批判显然来势更凶,毛泽东的怒气显然已经不可遏制。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,像父亲这样党的高级干部,即便有不同意见,也不可能公开提出。后来,他在回忆时说:“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。我没有附和,送了半筐橘子给彭真,表明态度。”不附和,送橘子,以当时的形势,父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态度。他说过:“在那个条件下,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。”

5月4日至2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在京召开。会议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,将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联在一起,批判他们的“反党活动”和“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”。会上,林彪骇人听闻地大讲政变问题,危言耸听地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。会议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《五一六通知》。

《通知》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、教育界、新闻界、文艺界、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,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,同时批判混进党里、政府里、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,清洗这些人物。《通知》还富有预示性地警告:混进党里、政府里、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,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,一旦时机成熟,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,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。这些人物,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,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,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,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,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,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,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。

《五一六通知》,以振聋发聩的严词厉语宣告,一场旷世政治大风暴,即将来临。

在完成以上一系列政治和舆论准备之后,声势浩大的、以政治批判和政治动乱为基本要素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,正式拉开了帷幕。

毛泽东不在北京,奉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,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、国家主席、毛泽东的接班人——刘少奇。

刘少奇没有想到,毛泽东所做的一切,以及他的许许多多的不满和怒气,绝不仅仅是简单地、就事论事地针对彭、罗、陆、杨的。

1958年“大跃进”失败以后,特别是在60年代对“左”的冒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整以后,毛泽东对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、和他的想法不相协调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开始不满。当然,对居于首位的刘少奇,怒气就更多。此时的毛泽东,为了维护他的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”的理论,为了防止在中国产生“修正主义”和发生“资本主义复辟”,已作出决定,由竭尽能事表示“忠于”他的林彪,代替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。这一点,刘少奇没有觉察,邓小平没有觉察,党的高级干部们也都没有觉察。

对于今后将要发生的各种迅雷不及掩耳的事件,对于毛泽东超越常规常理的一系列想法做法,刘少奇、邓小平和各级干部们先是未能察觉,察觉后又不能理解,这种政治上的“迟钝”,注定了他们将从一开始的“跟不上形势”,到必然地犯“错误”,到更进一步地被“革命”的狂流所淹没和击倒。

5月25日,也就是批判彭、罗、陆、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,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,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,贴出一张大字报,攻击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。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的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。

此大字报一经贴出,整个北大即刻哗然。二姐邓楠那时在北大上学,看到大字报后,马上打电话给妈妈询问大字报的事情。妈妈当时就说:“聂元梓这个人不好,在延安时就表现不好。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!”妈妈的态度,是代表爸爸的。显然,对这张突如其来的“大字报”,父亲是持反对意见的。

风暴既来,便无人可挡。当日,北京大学内各种意见的大字报已逾千张。北京震动了,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,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北京的大中学校。6月1日以后,大字报更是像雪片一样在北京的校园中纷纷飞落。一股强烈的躁动的气氛,像瘟疫一样不可抗阻地流动着,北京大中学校顿时全面陷入混乱局面。造反行动不断扩大升级,一些学校出现了批判揪斗校长、老师,甚至体罚打人现象。

5月28日,根据毛泽东的部署,由陈伯达任组长,康生任顾问,江青、张春桥等任副组长,姚文元等任组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——即中央文革——宣告成立。此前一直在暗地里策划活动,而日后则要登台扮演重要角色的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,正式披挂上阵,粉墨登场。

毛泽东一向信奉“不破不立”基本原则,他的立意是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”。此时的他,身在外地,遥看着北京这一番大破大乱的局势的发展,当觉甚合其意。

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、周恩来和邓小平,面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混乱,则陷入极其为难的境地。

5月29日,刘少奇、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,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,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,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。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,并取得同意。30日,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示,毛泽东当夜批示:“同意这样做。”

正当中央一线领导忙于部署领导运动事宜时,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。6月1日,毛泽东作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,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,在全国各报刊发表,并说“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,从此可以开始打破”。

6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题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的社论,号召群众起来“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”,“把所谓资产阶级的‘专家’、‘学者’、‘权威’、‘祖师爷’打得落花流水,使他们威风扫地”。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的,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。当晚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。

一天之内,风云突变,刘少奇、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,甚感惊愕。此后几日,《人民日报》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、报道和文章,形势急转直下,运动迅速席卷全国。

刘少奇于6月3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,讨论如何应付局势。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,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、注意保密、大字报不要上街、不要搞示威游行、不要串连、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、不要包围“黑帮”住宅、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条规定;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的局面;并决定,哪里出事,哪里派人去,派工作组要快,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的快。邓小平在会上说,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,开个十万人大会,一竿子插到底。

会后,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,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。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运动,工作组进校后,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,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。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频繁开会,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。

毛泽东不在北京,许多重大政策定不下来,刘少奇、周恩来和邓小平于6月9日赴杭州,向毛泽东汇报情况。10日至12日,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会议,讨论“文化大革命”问题。会上漫谈,议论内容涉及“文革”的方方面面。会上谈到运动可能要进行半年时间,但并未对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提出具体意见。关于派工作组问题,毛泽东只是在议论中表示: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,没有准备,不如让它乱一下,混战一场,情况清楚了再派。

从杭州回京后,由于周恩来要出国访问,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、邓小平身上。从6月4日起,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经验,向部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。

刘少奇和邓小平想通过派工作组进校,达到保持党对运动领导的目的,同时制止混乱恢复秩序。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,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。

邓小平在6月4日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。在谈话中,针对学生批判老师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的问题,邓小平说:“如果(老师)真有学问,还要团结他们。女附中数学、物理都不错。好的学校热火朝天,名气大,有一套。如果没有好教师,也就教不出好学生。要善于分析。工作组要教育、帮助学生提高水平。打人没有?打人是没有本事的,是没理的。斗争要讲道理,批判要做好准备,事实要核对清楚,要充分讲道理。有些人是真黑帮,有些不是黑帮。讲错了话都是坏人,那就没有好人了。材料不够,不要轻易开斗争会。不要搞变相肉刑,戴高帽子也不好。有些搞错了,将来赔礼都赔不完。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。(党的)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,校长、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。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?把团搞垮了怎么行?如运动把共产党、共青团都打倒,是胜利了吗?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。教师大多数是好的。说老师都坏,我不同意。”

详细抄录这篇讲话,是为了说明两点。一是可以看出,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上都不认同“造反”的理论;二是可以看出,到了这时,他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意图依然毫无意会,更不要说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紧跟。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,他和刘少奇一样,于不自觉之间,在运动的问题上,已经落伍,已经跟不上,已经远远脱离毛泽东的步伐了。

6月14日,刘少奇、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,传达杭州会议精神。此后,他们多次开会听取运动情况汇报和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。6月21日,刘、邓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问题。邓小平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意见。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后,学校和社会上的混乱状况有所好转,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遏制。6月28日,刘少奇、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,提出运动要有步骤,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。

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,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,刘少奇、邓小平的做法,是他们所应该作出的正常的决定,也是正确的决定。他们和绝大多数干部一样,希望学校恢复正常,希望学生回去上课,希望首都恢复平静。

他们没有想到,他们的做法,从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。而且在暗处,中央文革一班人马,正在鼓足了劲头,精神抖擞地策动和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。对于江青等人来说,只有动乱的局面,才是他们显示身手的大好舞台。

这场“文革”运动,从根本上来讲,是自上而下的和人为发动的,加之林彪、江青等“文革”势力利用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和天真幼稚,大行挑动和蛊惑,因此,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校以后,不但没能扭转混乱的局面,反而从一开始便遭到部分“革命群众”的激烈反对甚至轰赶。

由于对工作组进校的态度不同,各院校群众组织迅速分成“保守派”和“造反派”两大基本阵营。这种局面的形成,实际代表了以刘少奇、邓小平为首的一线中央负责人,与以林彪、江青等为首的“文革”势力之间的对立的形成。

7月份,因事态紧急,中央于13、19、22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。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,说工作组压制民主,给群众泼冷水,要求撤出工作组。刘少奇愤而驳斥,并与康生发生争执。素以沉稳著称的邓小平忍无可忍,一下子站了起来,指着陈伯达说,你们说我们怕群众,你们到前边试试!并明确表态:“撤工作组我不赞成!”在会议上,中央一线领导和中央文革,从思想到言词均已针锋相对,斗争已趋白热化。

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。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,批判校领导、揪斗“黑帮”和“牛鬼蛇神”的行动不断升级,发生了体罚和打人。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斗争更趋激烈,派性和派别组织由此产生。各大中学校均已停课,大小辩论会昼夜不断。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,鼓吹造反。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被迫到学校与学生对话进行说服。记得有一次,父亲到一个大学参加辩论会,回答学生质问,在场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。操场上人群拥挤,口号震天,群情激昂。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,江青那“向红卫兵小将学习!向红卫兵小将致敬!”的尖声叫喊,陈伯达那没人听得懂的福建话和王力的从旁翻译,显得那样的得意、狂妄和不可一世。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的那些说明和劝说,则显得那样的无奈和无力。这些参加了一辈子人民革命的老革命家,面对这样一种扭曲变形了的群众“革命造反”场面,彻底地茫然了。

毛泽东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动者,是造反运动的支持者。在北京“天下大乱”的时候,他在杭州,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畔,发表了与北京的一线领导截然不同的观点。6月21日,他说,文化革命是一个政治斗争、阶级斗争。他说,现在不派工作组去学校,让他们大乱一场。7月8日,他给江青写信说,天下大乱,达到天下大治。过七八年又来一次。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。

这是自运动以来,毛泽东发出的又一次“战斗”号令。

7月18日,毛泽东在武汉豪迈从容地畅游长江后,回到了北京。

他托词休息不见闻讯赶来的刘少奇,却在当日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。

从第二天开始至23日,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,主持召开“文化大革命汇报会”。会上仍是分歧很大,中央文革猛烈攻击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。会议期间,毛泽东发表了意见。他说,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,冷冷清清,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,这是方向错误,赶快扭转。24日,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,批评刘少奇、邓小平,说工作组起坏作用,阻碍运动,明确指示立即撤出工作组。

毛泽东为工作组定了性,派工作组的刘少奇、邓小平,在此问题上,自然而然地“犯了错误”。

7月29日,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,宣布撤销工作组。

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性的讲话。邓小平说:“必须说明,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,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。”

“有的同志说,老革命碰到新问题,的确是这样。”周恩来说:“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,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。”刘少奇说:“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,你们不大清楚,不大知道,你们问我们,我老实回答你们,我也不晓得。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、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。”

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的讲话,是检查,是承担,更是肺腑之言。

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,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。我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,望着那空旷的主席台,万人大会堂内鸦雀无声。我们这些“保工作组派”,一边听着,一边流下了眼泪,在内心深处体会着父辈们言语之下的抵触和无奈。我也清楚地记得,大会结束时,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。他以无人企及的巨人风采向全体与会者频频挥手致意。会场立时沸腾,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,一个个热泪洒面。为了看到毛主席,后面的人不顾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,尽情地高呼“毛主席万岁!”会议由开始时那极端的压抑和沉闷,一下子变成了欢腾的海洋。

此次大会后,由毛泽东发起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,从此消除了阻碍,名正言顺地进入了“造反有理”的新阶段。


相关推荐